在1967年2月25日的深夜，灯火辉煌的钓鱼台显得格外庄重。刚刚结束的军委会议让陈毅的心情沉重不已，走出会议室那一刻，他不由自主地回头，目光凝重。五年后，当人们在八宝山悼念这位老将时，许多与那晚相关的细节渐渐浮出水面。历史的痕迹往往隐匿得极深，却又在关键时刻显现。
1970年10月，陈毅入院的消息在外界无法获知，叶剑英收到通知时，仅轻描淡写地表示：“老陈能扛住”，便迅速安排医生会诊。那时的陈毅本人也以为不过是旧疾复发，然而在手术台上的结果却让所有人感到震惊——晚期结肠癌，伴随多脏器转移。医护人员宁愿保持沉默，相关的报告被迅速送往中南海。
周恩来是最早知道这一消息的人。他轻轻合上病理报告，面带凝重：“要保密，更要尽力。”接着，他立即召回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进病房，并嘱咐“必要时可以尝试新药”。这样的话语在医院内流传，使得陈毅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他平静地向医生表示：“我愿意成为实验对象。”这份坚定几乎是他的固执。
1971年9月13日的深夜，“九一三”专报被送至301医院。秘书在床边重复朗读时，陈毅尽管咳嗽得厉害，依然坚持听完。他只说了十个字：“党和人民，总能分清是非。”自此，病情急剧恶化。多位老领导轮流探望病房，不只是慰问，更是为了稳定军心。当叶剑英离开时，护士发现他的眼圈红肿，陈毅在握手时的叮嘱让人心酸：“军队要稳，国家要稳。”
1972年1月6日清晨4点55分，心电监护仪的曲线归于零。陈毅在71岁这一年，告别了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奋斗之路。噩耗迅速传到中南海，周恩来正处于会议之中。电话落下，他仅说了两个字：“散会。”没有披风，便匆匆赶往301医院。
追悼的规格随即成为重中之重。中央军委迅速提出方案：500人出席，悼词600字，由军委主办。算是量入为出，但并不符合元帅级的标准。原因却是大家心知肚明——“二月逆流”尚未尘埃落定，陈毅在政治风波中的立场依旧微妙。
李德生负责的追悼小组将悼词初稿交给周恩来。上面赫然写着“有功有过”。周恩来仔细审视后，提笔添加“但功大于过”，并有针对性地删改部分内容，使全文正好控制在600字内。他一连修改至凌晨四点，才将稿件交给毛泽东。
1月8日清晨，文件被呈送到毛泽东面前。因腿疾复发，他只得半卧着审阅。看到“功大于过”，他的手瞬间放下，陷入沉思，随后用红笔划掉：“功过评论，不宜在追悼会上表述。”身边的值班人员回忆，主席自语道：“老陈的功绩，还需分得清吗？”字迹潦草却极有力道，态度已然显露。
1月10日下午1点30分，毛泽东在中南海突然下令：“调车，我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。”张玉凤惊愕之余试图劝阻，被他挥手打断。医生一再告诫不宜外出，他却执意穿上大衣，脚踩特制拖鞋，甚至来不及扣好睡衣的扣子。
周恩来随即接到消息，决断改口：“所有参加者一律允许。”短短一小时内，追悼会的规格被调高至更高级别。宋庆龄、副委员长们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国友人相继获知。记者们、摄影师们迅速到达，八宝山门口的车流形成了长龙。原定的500人名单，最终扩增至1500余人。
下午3点钟，哀乐声起。讲台前，叶剑英将早已准备好的悼词递给周恩来。面对话筒，周恩来声音压抑，念及“失去了一位井冈山时期的战友”时情绪激动，短暂停顿，随即哽咽。台下人们纷纷泪流满面，连平时冷静的汪东兴也不禁拭泪。
毛泽东站在前排，右臂缠着黑纱，恭敬地鞠躬后，他扶着栏杆，久久凝视着覆盖党的旗帜的骨灰盒，才缓缓转身去休息室。张茜走上前，轻声劝说：“主席，您的身体要紧。”毛泽东淡声回应：“陈毅是好同志，不来不行。”这十字之言，耗尽了他几乎全部的气力。
这场追悼会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的悼念仪式。返回中南海后，他连续多日失眠，肺部感染加重。2月12日清晨，他突发休克，幸得及时抢救，但其身体状况大幅下降。
在1月1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头版，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追悼会的盛况，配图恰好是毛泽东挽袖缠纱与张茜握手的时刻。版面安排耐人寻味，左上角则是“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追悼会”，这样的表述成为对陈毅历史评价的直接注脚。
1989年11月，中央军委正式授予陈毅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”的称号。彼时离他去世已整整十七年，这无疑为当年朱德挽联中的“盖棺方论定”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注解。